流动，是一个社会和民族的生机与活力所在。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2011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27%，城市人口历史性地超过农村人口，流动人口规模为2.3亿。流动不只改变乡村，也正在全面而深刻地改变着中国。

流动岂止在城乡？事实上，不仅仅是广大农民工，许多中国人的命运都在流动中得到了改变。跳槽求职的大学生群体、寻找投资之地的民营企业家群体、享受生活的旅游群体、异国圆梦的留学群体……流动大军的主体愈发多元，规模愈发壮观，范围愈发广阔。

给交通带来巨大压力的春运大迁徙，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的流动图景。据国家发改委统计，春运人数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年均增长5.6%，近几年接近10%。2012年，春运人数首次突破30亿人次，今年则将超过34亿人次。

在流动中，中国人尤其是广大农民工获得了财富与改变命运的机会。2013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7%，连续三年增收超过城市居民。农民收入增量源于三个因素，摆在第一位的就是打工收入增加。

流动，催生出“人口红利”效应，流动人口作为城市的劳动人口创造了中国GDP的20%左右。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展规划与信息司司长于学军说，流动人口分布在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在加工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及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中已占从业人员半数以上，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国家统计局对农民工的调查监测报告指出，2011年跨省外出的农民工数量减少，首次改变了多年来跨省外出农民工比重大于省内务工比重的格局。报告显示，东部地区仍然是农民工流向的主要地区，但中西部地区吸纳能力在增强。随着中西部务工收入增幅高于东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务工收入差距在缩小。

2012年年底，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同志在江西九江市调研时指出，发展最大的差距是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这也是现代化建设最大的难题。从城乡看，6亿多农民与6亿多城镇人口的收入差距超过3倍；从区域看，东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超过8000美元，中西部最低的地方只有1000多美元，差距是巨大的。逐步缩小这两大差距，是发展的潜力和富民的动力。

城乡分隔、城乡联系、城乡融合到城乡一体——这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城乡关系经历的四个阶段。当城市化水平超过30%时，城市文明开始加速向乡村辐射；达到50%时，城市文明普及率有望达到70%；而当城市化率达到70%时，城市文明普及率将达到100%。换言之，城乡一体化基本实现。

“流动的中国”是怎样形成的呢？“推拉理论”对人口流动的原因进行了解释。“推拉理论”首先由巴格内（D.J.Bagne）提出，他认为，人口流动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条件。流入地的那些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成为促使人口流动的拉力，而流出地不利的生活条件就是推力，人口流动就由这两股力量前拉后推所决定。之后，李（E.S.Jee）在《移民人口学之理论》一文中，对“推拉理论”进行了发展，他在巴格内理论的基础上又补充了第三个因素——中间障碍因素，认为人口流动是这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坚持了几十年的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农村集体经济，逐步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替代，农民摆脱了集体劳动的禁锢，成了自主经营、独立核算的自由劳动者。1984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在城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可以在城镇落户，由此开启了农村人口流动的闸门，人口流动数量迅速高涨。20世纪90年代以后，加快了户籍制度改革，国家逐渐允许农民在中小城市里定居。同时，国家出台了多项户籍改革办法，鼓励农村人口向小城镇流动。地方各级政府也制定了一些户籍制度改革的新政策，如“蓝印户口”，取消“农转非”指标，对高质量的人才流动采取放宽政策等。进入21世纪，国家又逐步取消一些针对流动人口的不合理制度，如收费制度、遣送制度等，并不断推动与之配套的保障、住房、教育等政策的改革。这些制度性改革，不但为人口流动提供了体制保障，而且降低了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和寻找工作的成本与风险。

我国虽然实施了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但由于人口基数大，每年新增人口仍高达1300万。而农村土地资源有限，不会随人口的增长而增多。相反，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农村耕地还将继续减少。国土资源部提供的资料显示，从1996年至2003年的七年间，中国耕地面积已由19.5亿亩减少到18.5亿亩，七年减少了一亿亩，平均每年约减少1429万亩。这样一来，使农村劳动力资源相对于土地资源过剩。以四川省为例，全省人均耕地已不足0.9亩，全省4000多万劳动力一年中均有一半时间没活儿干。据统计，中国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已达3亿人，人地关系紧张十分突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计划经济体制下“重生产、快流通、轻要素”的发展模式已不再适用，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深入，与城镇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业发展迅速。为农民工进城务工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以上海为例，随着长三角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化，特别是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大量境内外资本涌入上海，促进了上海经济的高速发展，由此形成巨大的劳动力市场。而上海自1964年起在全国率先实行计划生育，70年代末又率先实行一孩化政策，使上海成为全国最早进入人口负增长的城市。人口普查数据表明，1982～1990年期间，上海的适龄劳动力人口比重从66.16%下降到63.19%。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市劳动力适龄人口增加了291.20万，增长34.12%，达到1143.32万，占总人口的比重增至69.17%。基于上海户籍人口负增长的背景，适龄劳动力人口增量的形成主要来自于流动人口的补充，从劳动力市场角度看，风险较高的建筑业、收入较低的制造业、住宿条件较差的餐饮业、工作时间较长的批发零售业等低级劳动力市场，本地劳动人口不愿进入，需要由外来劳动力承担。

城乡收入差距从1994年开始出现了下降趋势，但是从1997年起，又逐年扩大。值得注意的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这一指标与农村居民的收入指标并无完全可比性。前者往往由于一些不计作收入的住房、医疗、教育等福利待遇而使数据被低估。如果将两者调整到完全可比状态，则差距会更大。据专家测算，若按可支配收入计算，城乡差距约为3：1，若只考虑货币收入，差距扩大为4：1，若考虑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性补贴，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到5：1～6：1。

清华大学李强教授的一项调查显示，96.1%的农民进城务工的年收入比在家乡时有了显著上升。平均比进城前多收入8738.3元。其中，约20%的人高出10000元及以上，52.4%的人高出5000元及以上。

安徽肥西县的一位农民和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去年他家第一季度种子费420元，复泥肥750元，尿素450元，收割费900元，旋耕费900元，人工费1125元，水费1275元，农药费2250元，承包费2370元，共支出10440元；一季稻子收获粮食7500公斤，按每50千克100元计算，共收入15000元，刨去成本后，净收入约4500元。以一年两季计算，种地年总收入为9420元，而他在西安读大学的儿子一年学费与生活费支出就要15000元，缺口十分明显，关于农民工外出打工原因的一项调查也表明：务农挣钱太少，挣钱补贴家用，挣钱盖房成亲等与经济相关的选项所占比重之和高达61.8%，远高于其他类型的选项。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农村工业化战略与小城镇等宏观政策的推动下，大量的乡办、村办企业依凭“船小好调头”的优势迅速崛起，并一度占据工业发展的“半壁江山”，为农业人口进入非农产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粗放经营的乡镇企业不仅原有的经营优势减退，也开始遭遇到资金短缺、管理落后和市场约束增强等挑战性的冲击。乡镇企业除少数成功转型外，大部分无力维持并逐步破产消失，原来被乡镇企业吸纳的劳动力重新被释放出来。同时，由于农村经济长期以来发展缓慢，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远远没有达到吸纳大量农村劳动力的程度。有学者指出，劳动力流出最多的往往是当地非农产业并不发达的地区，而非农产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其农村劳动力往往更趋向于就地转移。

与农村相比，城市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宽阔平直的道路，琳琅满目的商品，各式各样的休闲娱乐设施以及优质的教育、医疗与公共服务构建了一个令人向往的生活环境。同时，资本高度聚集的城市，提供了比农村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好的工作条件，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城市工作也能及时地接受现代化的思想与观念，学到更多知识和技能，还能结识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丰富社会关系，扩大生活圈子。城市优越的生活环境与发展机会对那些比较年轻，文化水平较高且不安于现状，有较高追求的农村劳动者来说，尤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显示，流动人口生存发展存在诸多问题。流动人口收入较低，限制了他们的社会保险参保率。家庭人均收入低于1000元的农业流动人口中，11.6%的人参加了养老保险，收入在1000～1500元的流动人口中，养老保险参保比例为13.9%，在2500元以上收入的流动人口中，养老保险参保率上升到25.9%。

流动人口对劳动保障政策知晓程度较低，受雇流动人口中，12.7%的人不知道“老板与员工双方应签订劳动合同”；12.1%的人不知道“签订劳动合同后，企业/老板应当给员工缴纳社会保险”；37.7%的人不知道“有关签订劳动合同后和缴纳保险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约三成流动人口劳动时间偏长，流动人口平均每周工作58.2小时，其中每周工作时间多于劳动法规定的44小时的占75.2%，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和社会服务业的平均工作时间分别为52.1小时、68.9小时和58.6小时。

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现状不容乐观，仍有39.0%的流动人口没有参加任何形式的社保，各类社保中除医疗保险外，农业流动人口参保率均低于非农流动人口，其中工伤保险低于13%，养老保险低于32%，失业保险低于17%，2003年国务院发布《工伤保险案例》要求用人单位必须及时为职工办理工伤保险手续，并按时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调查显示，只有51.1%的流动人口办理了工伤保险，77.3%的流动人口没有参加养老保险。流动人口保险统筹层次低，地区间政策不统一，保险关系难以转移、接续等，是流动人口参保积极性低的主要原因。

流动人口医疗卫生服务供应不足，异地报销困难。农业户口流动妇女住院分娩率仅为89.5%，远低于卫生部公布的2008年城镇居民的97.5%的水平，有17.7%的农业流动人口子女未能在流入地得到免疫接种，患病时，只有不到70%的农业流动人口表示会去流入地县级以上医院就医，有将近10%的农业流动人口选择回老家治疗。在参加了医疗保险的流动人口中，如果在流入地就医，仅有26.8%的流动人口表示医疗费可以部分报销，64.9%仍需全部自己支付。

正在上学的流动儿童中，在流入地读公立学校的比例仅仅为69%，流动儿童读初中的比例比小学低6.5个百分点。流动儿童在流入地接受初中教育存在困难，学籍管理制度是影响流动儿童在流入地接受初中教育的主要原因。根据学籍管理规定，流动儿童必须回到户籍地参加中考。部分流动人口只能把子女送回户口所在地上初中，流动人口子女能否在流入地上学是流动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有43%的流动人口把孩子入托和上学问题列为最需要流入地政府提供的服务之一。

社会资源大量汇聚大城市使得流动人口过度集中于大城市的问题非常突出，不少城市已感到不堪重负，在一些大城市调研发现，一些流动人员到大城市后就不愿离开，融入大城市的愿望强烈，这使得大城市人口流动形成“盆地聚集效应”。《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走访发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些大城市聚集更多的社会资源，形成流动人口吸引的“盆地效应”。目前，超量外来人口，使这些城市土地、环境、水资源难以承受。

统计显示，北京市70%的犯罪是外来人口所为，违法犯罪被侵害人中有70%是外地人口。上海有72%以上的犯罪为非本地户籍人口所为，杭州已经突破90%，而深圳10年来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和被侵害的对象中，非深圳户籍的分别占98%、95%以上，作案人员和受害对象“两头在外”的特点非常突出。

由于春节，大量的外来人员走了，城市瞬间冷清了许多。近两日，记者走访了上海10余个社区。发现一些早餐铺、废品回收点、维修店都已歇业打烊。

从事销售工作的蔡先生春节期间有一份紧急快递要发往山东，他这几天正为此事忙得焦头烂额，“所有快递公司都‘歇菜’了，难不成要我亲自开车去送？”通过反复查找，最终蔡先生终于如愿找到一家愿意在春节期间为他送快件的快递公司。对此，蔡先生连声说想不到，“平日里竞争如此激烈的快递业居然也会有‘集体罢工’的一天。”随着大量的外来人员开始陆陆续续返乡，除了早就“歇菜”的快递业，一些店铺和企业也开始提早放假，美发、洗车、餐饮等服务性行业都出现了供小于求的现象，不少市民明显感受到了日常生活的不便。

刘先生称，他家楼下原有个收废品的站点，他每月都会将家中的报纸等废品送到这里回收。本周一他休息，为迎接春节，他准备将家中的废品清理一下，但他发现收废品的人已经不在了。据他了解，这位收废品者也是回家过年了，现在他不得不将废品堆在阳台上。

王女士告诉记者，这几年春节虽然出行不堵车了，可是去餐馆儿吃饭、去商场买东西却经常会很窝火，因为服务不好，常常没人理。一开始她还会说上几句批评服务员的话，可是后来她发现，真不是服务员们态度不好，而是人手着实不够，他们忙不过来了。“所以现在我再也不会苛责服务员了，服务员弄洒了水或者把菜汤溅到我身上，我会对他们笑着说‘不要紧’，因为他们都太不容易了，背井离乡来北京打工，有的过年了还不能回家，我们应该多理解、多关爱他们。”余小姐也说，春节前后的这1个多月时间，快递不给力了，网购结束了，洗衣店关门了，小时工也找不到了，生活异常不方便，这时才发现身边的各行各业的服务人员是多么的重要。

一位“北漂”女士这样写道：我和老公来北京已经10年了。2003年就买了房子，那时房价便宜，记得是4440元/平方米，现在对面的房价都涨到27000元/平方米了。入住后我们的兜里只剩1000块。当时一样新家具和电器都没买，后来才慢慢添置起来。老公在03、04年赚的比较多，但是很累。今年换了份工作，还算轻松，但工资只有原来的一半，我们比较满意。我在一家全国知名的大型股份公司从事IT类工作，但收入一般，只在今年工资才有了一点上升。老公新找的单位是个私企，除了工资和商业保险，什么也没有。全家年收入158000元，年余额30540元。我们的生活反映出很多“北漂”一族的生活现状，生活压力挺大的。我现在的愿望是能早日存够一笔钱，离开北京，回老家（一个北方省会城市）或是去青岛、烟台这样的城市生活，还想能有机会和老公出去旅游一次，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实现。现在生活感觉挺幸福的，但还有那么多贷款，感觉压力挺大。年底我们的宝宝就要出生了，以后孩子上学也是个问题。一是我们现在都没有北京户口，二是北京的学校稍好一点的都要收取很多赞助费。没有户口就要收更多，想想这个就发愁，真希望等我们的孩子上学时可以取消户口制度。

据江西人保厅统计，2011年江西农民工已达733.7万，在外打工的农民工为江西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据新华网，南昌2012年1月30日电，今年春运伊始，来自广东、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的农民工“摩托车返乡”大军再次踏上漫漫回乡路。这种“草根”回乡方式，缓解了当前巨大的春运压力，但背后也是一种无奈！

江西省交警部门介绍，目前，邻近沿海地区的江西上饶、赣州、抚州、吉安等地是农民工骑摩托车回乡抵达或过境的集中地。福建、浙江去往江西的国道上出现了一群群“全副武装”骑摩托车返乡的农民工。

1月底，记者在316国道福建与江西交界的资溪县嵩市镇境内看到，不时有三五成群的农民工摩托车队经过。他们或成群结队，或单骑而行；车上大多数是两人，或中间夹着一个小孩。

玉山县内的320国道是从浙江骑摩托车回乡进入江西的必经之路。玉山县交警部门介绍，2010年，有大约3万辆农民工摩托车大军经过玉山县回乡过年。而2011年这个数字预计将扩大到4万辆以上。

在福建和江西交界处，记者碰到从福建泉州市回江西东乡县老家的徐华山及其10多位同乡。他们在泉州做建筑工人已有14年。徐华山告诉记者：“从福建泉州市到江西东乡县的火车票只要106元。但票难买，我排了一天队都没买到票。坐汽车至少要350元，太贵了！前年买了摩托车后，这两年我都是自己骑摩托车回家过年。”

凌晨2点徐先生就与同乡从福建泉州出发。记者看到，他们身上都穿着厚厚的衣服，有的还穿了防风的雨衣。冰雪天气里，驾驶摩托车出行的安全问题比较突出。在福建厦门等一些地方已有报道反映，农民工骑摩托车千里返乡遭遇车祸。

面对汹涌的农民工摩托车返乡潮，公安部门2011年在全国设立了8300多个春运交通安全服务站，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必要服务。

江西省社科院农村问题专家说，农民工骑摩托车返乡潮的出现，侧面反映出春运期间农民工返乡艰难，深层折射出我国城乡鸿沟仍然巨大。专家分析，缓解春运压力，就要从根本上减少春运期间的人口流动量。这需要让农民工在工作地扎下根、留得住，让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居民。但在众多城市，农民工仅仅是城市的建设者与过客，劳动工资少，且多有被拖欠的危险，子女就学难、生老病死听天由命。

户籍制度是中国重要的人口管理制度。人口在区域间流动，但户口不流动，很多人因此人户分离，既造成管理方面的一些不便，又造成利益方面的很多不平等。因为户籍制度与医疗卫生、上学、就业、养老保险、失业救济等社会福利联系在一起，像京、沪等一些大城市还规定了一些行业工种只限本地户口的人进入。

在日本，国民健康保险证和驾照扮演着身份证的角色。日本国民在哪里居住、工作由自己选择，选择哪里自然会成为当地的常住居民，享受当地所有福利。但是迁徙后，必须在一个月内到当地行政部门登录，其中居住地要填得很细。登录之后，原来的户籍材料就会自然变更。同时，申请人必须在一周内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更新国民健康保险证。

在美国，扮演身份角色的是驾照和社会保障记录。新到一个地方超过15天就必须到DMV（机动车辆处）登记，否则驾照会被视为无效证件。社会保障记录与就业、工资、保险、缴税息息相关，伴随美国人一生。美国人迁徙到一个地方就自动成为当地居民，自动拥有当地选举权和其他权利，享受当地的福利待遇，不需要申请，也不需办户籍手续。政府会根据驾照登记社会保障变更线。

欧盟成立之时就没有使用户籍管理，不仅欧盟没有严格的户籍制度，欧洲各国普遍都没有严格的户籍制度，而采用自动登记制度。居民到一个地方定居，就自动到相关部门进行登记，变更自己的资料，然后就自动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和权利，这种登记制度不和社会利益挂钩。